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近来，有关“第一学历偏好”的话题再次引发热议。

所谓“第一学历偏好”，指的是在劳动力市场中，一些用人单位将求职者的第一学历毕业院校是否属于“双一流”或者“985”“211”高校作为筛选门槛的现象。在这一偏好下，一些第一学历为普通院校的毕业生尽管拥有更符合招聘要求的专业技能、更加丰富的实习经历，甚至他们的硕士、博士深造学历属于“双一流”高校，却可能连招聘的门槛都无法达到。这种“学历查三代”的倾向造成了一种困境：占绝大多数的普通高校毕业生面临着被压缩的求职空间，继而进一步加剧了大学生的就业焦虑。

从企业的立场来看，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于高质量人力资源需求旺盛的环境下，第一学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更有效率地筛选出更具学习能力和发展潜力的毕业生，尽管这样简单粗暴的甄选方式可能会漏掉普通院校中的佼佼者。但另一方面，行业和企业却很少能够真正去思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是专业技术扎实的，还是长于沟通协作的，抑或是富有创造力的？最终只能笼统地将“双一流”高校作为选拔的主要标准。所以，一定意义上，“第一学历偏好”就是人力资源的“面子工程”。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第一学历偏好”这一简单规则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非常复杂的社会结构性因素。美国学者劳伦·里韦拉揭露了美国的企业招聘中弥漫的一种“名校情结”。里韦拉通过对美国起薪最高的三大行业——投资银行、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的校园招聘进行研究，揭示了为什么在“人人都能追逐美国梦”的美国社会中顺利通过招聘选拔、最终获得高薪职位的往往是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

尽管学习和就业的结果通常被解释为个人抱负和能力，但里韦拉却发现，收入较高且受过优质教育的父母会将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传递给下一代，使他们在高校入学竞争和顶尖行业入职竞争中领先一步。换句话说，企业招聘看似是一种能力取向的平等选拔，实际上却是帮助精英阶层完成了优势地位的代际传递。因此，“第一学历偏好”正在制造和扩大新的不平等。

“第一学历偏好”的背后，不仅包括学生个人的能力、期望和努力，也包括父母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甚至包括这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总体而言，经济条件好的家庭能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更多资源。经济资本为孩子提供教育优势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择校，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高质量的公立学校过度集中在学区房价格相对更高的区域，而私立学校的学费一年动辄几十万元。这些学校的师资更雄厚，能够提供更前沿、更丰富的学习资源，以及大量的荣誉奖励、先修课程、运动和艺术项目。重点学校不仅能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和社交能力，也能帮助他们打造一份有竞争力的学业和课外活动简历，这在申请高校或就业应聘时非常有用。

社会资本也产生着很大影响。一方面，父母社会关系网的规模、地位和范围能够成为孩子获得重要机会、信息和资源的途径；另一方面，在校生自身的社会网络甚至更为重要，特别是那些已在行业中浸润多年的校友前辈能够激励学生对未来的期望，也能对如何准备实习和求职提供内行的指点。除此之外，文化资源，即人们用来融入社会环境的各种观念框架和行为框架，也对学生能否成功应对大学和企业的考验产生着影响。

但是，是不是说家庭背景就早早地“决定”了学业成就，而学校背景就早早地“决定”了工作机会？并不必然。从近年来教育部对于高考的调整，比如取消自主招生、取消竞赛加分等做法来看，教育改革的一个明确倾向是优化“平等的选拔”，而非加重“不平等的选拔”。

高考仍然是年轻人进入大学甚至是重点大学的主要桥梁，而学费在中国并不是成绩优秀的寒门学子追求一流大学的阻碍。进一步来说，并不是一纸重点大学或非重点大学的文凭就定性了一个人的前半生，也决定了一个人的后半生，找到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更在于努力和选择。非一流高校的学生依然可以通过实习、社工和社会实践去弥补欠缺之处，一流高校的毕业证书也不可能直接为学生提供一份工作。

“第一学历偏好”能破除吗？这需要就业政策的正确引导，同时，我们也应该从另一个角度做深层反思：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近10年来，我们见证了经济模式和科学技术的巨大革新，那么下一个10年，我们很有可能经历教育体制和文化观念的重要改变，教育会更加强调开放、自信和价值塑造，而社会观念也更加强调多元创造力。这是破解“第一学历偏好”的真正答案，这一过程也必然需要各方作出更多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