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苗研发的超级加速度，让全世界见证了产学研通力合作的巨大能量。在科学改变世界的路上，企业和资本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从实验室到商品架，从第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稳扎稳打走好每一步？

日前举行的未来科学大奖周产学研对话论坛上，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人从各自视角出发，探讨了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焦点问题。

企业家：与科学家共享商业成就

科大讯飞是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走出的创业公司。他们起初主要做语音技术，从2013年起又进军人工智能领域。“但其实这些研究，我的导师上世纪70年代回国就开始做了。”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庆峰说，“产学研合作的传统，渗透在科大讯飞的基因里。”

科大讯飞刚成立时，就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立了联合实验室，后来又与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等多家机构成立联合实验室，广泛开展产学研合作。

刘庆峰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语音技术，特别是自然语言理解上取得一些进展，跟这种机制是分不开的。”

他介绍了科大讯飞的一条关键经验：联合实验室涉及的各种荣誉、国家课题等，一定要兼顾高校教授们的需求，相关成果不涉及核心商业机密的，可以发表论文。另外，企业与科学家在股权期权机制上也有长期的合作关系。

“简单来说，就是企业成功后，一定要让相关科学家获得合理甚至超额的商业价值回报。”刘庆峰说，“让科学家和企业共享商业成就，才能走得更加长远。”

科大讯飞有一个“7-2-1”模式，每年的研发投入中，70%用于当前的主导产品，20%用于开发战略新产品，10%则是探索型的，不追求一定要有回报。讯飞研究院每年的经费中，专门拨出约四分之一供科学家开展自由探索。

“拥有一批板凳敢坐十年冷的科学家，对企业是很重要的。”刘庆峰说，“我们要做到的，不仅仅是给这部分创新人员开工资，还要赋予他们成就感和荣誉感。”

科学家：与企业共同面对风险

“过去我有个粗浅的认识：既然是高科技，就一定存在风险。既然叫‘风险投资人’，为什么不投我们的高风险项目？

“后来我慢慢理解了投资人的逻辑。作为科学家，我们需要主动解决很多技术上、工程上以及未来法规上的风险。”

艾棣维欣（苏州）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王宾阐述了科学家在创业过程中常常存在的一些误区。

王宾在美国做博士后及助理教授期间，所在团队参与了核酸疫苗技术的发明。“以我那时的认知，成果做出来了，发表文章，最多再申请个专利，就到头了。但导师认为我们的技术可以转化，并且和当地生物公司开展合作，很快就把产品研发出来了。”当时全世界还没有一支核酸疫苗打进人的身体，为了把这项技术推上临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官员直接来和他们沟通，包括怎么做技术指南，以及控制各方面的风险。1992年发现的技术，1994年第一次实施了人体实验，整个过程带给王宾极大的震撼。

“我想，中国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只是需要科学家把理想和现实有效地结合起来，和投资人、政府、企业等站在一起，既让大家知道风险在哪里，也主动避免这些风险。”王宾说。

新冠疫情来袭后，艾棣维欣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收购了疫苗生产设施和场地，从一个没有产能的小型公司，变成了一家较大规模的DNA疫苗生产企业。

“不可能所有事情都自己做，要擅于整合政府、社会、高校、企业多方面的优势资源。”王宾说，“未来我们的主攻方向是打造国际化、高通量的技术平台，以高效输出原创技术，尽快进入市场。”

争鸣：在“无人区”开疆拓土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李凯则表示，他在硅谷取得的重要经验在于深刻了解客户和市场。

“我们当时的主要技术是把备份数据压缩30倍，解决了过去无法做到的远地传输备份数据难题。我们当时做这个事情完全是市场驱动的。”李凯说。几个月内，他们就开始向全球售卖产品，很快在这个领域里占领了60%以上的全球市场。

“从一开始就要考虑全球市场，而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市场。”他说，“中国很多创新企业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接下来就是人才和配套团队要跟上。”

“我们意识到，从实验室原始创新到社会能接受的成果中间有一段‘无人区’， 而我们研究所要做的，就是自己来承担‘无人区’的风险，并且探索技术途径。”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说。

他们在自己创立的“试验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中，坚持“选人不选题”的原则，遴选一批有才华的科学家，给予充分的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同时在研究所里建立技术中心，将原始科研成果孵化成能够申请知识产权、能够被社会接受的成果。

投资人代表、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周逵表示：“今天，中国面临非常好的创新时机。国内对产学研融合发展的共识、科学家群体的努力，再加上创新资本的力量，总体来讲非常繁荣、高效。但不容忽视的是，我们仍有很多浮躁的短期行为。当下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在长期发展方向上达成共识，推动中国产生一批全球领先的公司。”